如何回香港
我已经十七年没有回过香港了。我内心深处总有一部分在避免回到祖国。我担心回去会破坏我记忆中完美的童年；我不想冒险改变我对香港那些美好回忆的看法。万一香港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怎么办？
当我拿到在新加坡拍摄的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中的一个角色时，我终于有了一个不容否认的借口回到香港。《摘金奇缘》根据凯文·关（Kevin Kwan）创作的同名《纽约时报》畅销书改编。它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半虚构的世界，展现了居住在新加坡的那些富得流油的亿万富翁家庭荒唐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第一世界的问题。凯文想要“向北美观众介绍一个当代的亚洲”。当这部电影宣布时，它在亚裔社区引起了轰动。《摘金奇缘》将是继《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之后二十五年来第一部由全亚裔阵容出演的美国主流制片厂电影。演员、制片人和导演朱浩伟（Jon Chu）都怀有同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要通过这个里程碑式的机会，在主流媒体中恰当地代表亚洲人。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和其他好莱坞人士一样才华横溢、一样好看、一样有趣的的机会。这是我们为电影界所有杰出的亚洲人才打开大门的关键。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最有才华、最美丽、最有趣的亚裔演员们为了这部电影聚集在一起。片场没有耍大牌或超级巨星。我们都明白我们正在创作一些远比我们自身更宏大的东西。我们有中国传奇杨紫琼（Michelle Yeoh）；美籍华裔演员吴恬敏（Constance Wu）、岑勇康（Harry Shum Jr.）、林家珍（Nora Lum，即Awkwafina）和我自己；韩裔美国喜剧巨星郑肯（Ken Jeong）；菲律宾裔美国喜剧演员尼科·桑托斯（Nico Santos）；英籍华裔女演员陈静（Gemma Chan）；日裔英国女演员水野索诺娅（Sonoya Mizuno）；澳大利亚华裔演员克里斯·彭（Chris Pang）、钱信伊（Ronny Chieng）、雷米·海伊（Remy Hii）；英籍马来西亚男主角亨利·戈尔丁（Henry Golding）；以及新加坡当地一线明星谢宛谕（Fiona Xie）和方展发（Pierre Png）。这是我第一次和所有这些杰出的人才合作，但我们之间立刻就有一种熟悉感。尽管我们在不同的国家长大，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移民，一些人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但我们都分享着作为亚洲人长大的相同经历。我们都经历过在被视为美国人、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之前先被视为亚洲人。我们都分享着称呼所有年长的家庭朋友为“叔叔”和“阿姨”的相同经历。我们都曾认为成为一名演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想法。能和这些理解彼此的、才华横溢的亚裔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感觉真是太棒了。每个人都让彼此更加为自己是亚洲人而感到自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炫耀我的亚洲一面，而不是为了融入他人而隐藏它。
自从移民到美国后，我一直努力做到最美国化。我刻意结交各种族裔背景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亚洲朋友。我极力避免在大学里被归入其他亚洲人的圈子。我不想成为那种只和其他中国孩子混在一起的中国小子；我觉得那太逊了，太刻板印象了。但在《摘金奇缘》拍摄结束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无关乎选择和肤色相同的人一起玩；而是关乎和那些因为经历相同而观点相同的人一起玩。我在《摘金奇缘》剧本中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在这里我不需要解释自己是亚洲人，我只是另一个人。”在新加坡拍摄《摘金奇缘》期间，每个人都看到了真实的我。我不仅仅是那个亚洲小子；我可以只是那个有趣的人，而不是那个有趣的亚洲人。我感觉肩上的重担卸下了。这是十七年来第一次，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或我自己证明，我不仅仅是那个象征性的亚洲人。
《摘金奇缘》让我想要接触我的根源，而不是逃避它们。在新加坡拍摄结束后，我飞往了香港。我带着对我的文化和自我新发现的自豪感回到了祖国。时间太久了，当我抵达香港时，我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和我第一天抵达洛杉矶时一样。香港的街道不再是布满汽车和购物中心的八车道林荫大道，而是挤满了人潮和商店的水泥森林。小巷讲述着香港的历史，经典的烧鸭挂在餐馆的橱窗上，百年历史的跳蚤市场出售着家居用品，神秘的算命先生向迷信的人布道。我被一个穿着背心的老人推着一辆旧木制手推车走在一栋超现代的五十层玻璃大厦前的景象迷住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新兴的西化世界完美融合。这座城市感觉生机勃勃。在洛杉矶，我可以走十五分钟都看不到一个人影，置身于一片购物中心之地。在香港，你不可避免地会和数百个步履匆匆、目标明确地过马路的人摩肩接踵。在这片受控的混乱中，每个角落都蕴藏着冒险。即使街上人潮涌动、充满刺激，我在香港却感到一种安逸。感觉就像家。
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香港大都市的男孩。我从未真正失去我的亚洲特质；我只是用美国的外表把它掩盖起来了。在香港，我不再需要回答“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个问题。我只是另一个人。我只是我自己。作为移民的重负和被定义为美籍亚裔的重负都消失了。在美国看起来像是刻板印象的事情，在香港却很正常。不再是某个亚洲人在刻板印象中的点心店吃着奇怪的鸡爪，我只是一个在吃午餐的人。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我不会因为我的种族而被评判，在那里我是常态。我感到平静。
我拜访了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的老朋友们，那里供应着一些最正宗的上海菜。我拜访了我的叔公弗兰克（Frank），他一直是个穿着意大利西装的阔气人物。他带我去了一家名为美国会（American Club）的专属会员制餐厅。我知道飞七千英里到香港结果去了美国会有点讽刺，但那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吃过的最好的肋眼牛排。那是干式熟成的美国农业部（USDA）顶级牛肉，融合了香港顶尖厨师的烹饪技巧。
我沿着我长大的街道天后庙道（Tin Hau Miu Road）走去。那栋二十五层楼高的淡黄色公寓楼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街区上的那棵大树看起来和我小学第一天时一样大。也许它和我的身高成比例地长大了。我走下台阶来到天后庙。小时候我非常害怕庙前的那些中国神话人物雕像；现在它们看起来就像丑陋的卡通人物。我坐在庙前，立刻被一只蚊子叮了，这是香港潮湿天气里熟悉的害虫。那阵痒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夏天。我去了中药房买些草药蚊子膏。药房里什么都有，从泰诺（Tylenol）到中草药，再到一个装满干贝（香港特色美食）的玻璃容器。那地方闻起来像用创可贴包裹的鱼干。我漫步经过那家我爸给我买第一双乔丹鞋的运动鞋店。那是一双乔丹十二代（Jordan XIIs），在1996-97 NBA赛季推出，当时迈克尔·乔丹在NBA总决赛中击败了犹他爵士队。那双崭新的乔丹鞋让我在那年轻松成为学校里最酷的孩子。在同一条街上，我找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专营牛腩汤的小餐馆之一。他们完善牛腩汤已经四十年了，那是他们店里唯一做的东西。咬一口那鲜嫩的牛腩，立刻把我带回了我在附近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的第一次足球训练，当时我妈用那碗牛腩汤奖励了我。
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美好。
就在这次旅行前几个月，我通过脸书重新联系上了几个我在香港的小学同学。我的老同学辜浚（Ku Chun）在YouTube上看到了我在《阿塞尼奥·霍尔秀》（The Arsenio Hall Show）上的单口喜剧表演。在表演中我谈到我来自香港，所以他在维基百科上查了我，找到了我的中文名字。我确实就是他三年级时坐在旁边的那个孩子。所以辜浚在脸书上加了我好友，通过他，我也重新联系上了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之一，谢嘉伦（Darren Tse）。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后他们还能找到我。我刚搬到美国时曾试图和他们保持联系，但那是2000年。那时还没有脸书、FaceTime通话，甚至连MySpace都没有。我得用我妈的国际长途电话卡和香港的朋友聊天。我当时只有十三岁；我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所以我们慢慢地都从彼此的生活中淡出了。十七年后，多亏了阿塞尼奥·霍尔，我们即将在香港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