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dakit团伙。杰里米（右上）、菲尔（右下）、克里斯（左下）。比划着我们在BET上看到的各种帮派手势。不用说，我高中从未有过性生活。
我们甚至穿着可笑的、熨烫着匹配的Syndakit T恤衫，在我们高中的乐队大赛（battle of the bands）上表演过。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完全是荒唐可笑的，也确实如此，但那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我们。一个瘦瘦的半白人小子，两个波斯裔哥们儿，还有一个中国移民，说唱着黑帮的破事。我们看起来更像一个喜剧小品团体，而不是说唱组合。
克里斯决定更认真地对待音乐，所以他从我们学校招募了另外两个真正会说唱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说唱组合：裕二（Yuji），一个半黑半日的家伙，行为举止像两个黑人；还有朱利安（Julian），一个安静酷炫的黑人小伙，说唱很棒。杰里米、菲尔和我最终会被克里斯从他的歌曲中逐渐淘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太烂了。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下载了一个名为Fruity Loops的盗版节拍制作程序，开始制作我自己的节拍。我给自己取了个制作人名字，Doc West。这是一个毫无灵感的尝试，结合了我最喜欢的两个嘻哈制作人的名字：Dr. Dre和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我每天坐在电脑前四个小时，试图做出点像样的东西。然后，在一个终极政变中，我招募了朱利安和裕二加入我自己的说唱组合。我们三个人将构成1.5个亚洲人和1.5个黑人的完美平衡。我给我们的说唱组合命名为
黄豹党（YELLOW PANTHERS）
事后想来，我很惊讶当时没人因为我起了这个名字而揍我。我想我一直以来更像个喜剧演员，而不是音乐家。黄豹党万岁！
我是世上最烂的说唱歌手；我甚至连小节或节拍的概念都没有。这就像一个汽车修理工从未听说过引擎或变速箱。我想过上说唱歌手的生活方式，但我对说唱一无所知。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个骗子。但在努力跟上节拍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创意出口。我们的歌是否能登上公告牌百强单曲榜（Billboard Hot 100 Chart）并不重要；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创造一些东西。用盗版软件、一个五美元的麦克风和一些蹩脚的歌词，我们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些东西。最棒的是，我们不需要许可就能做这个。没有规则。感觉与我在学校和家里必须遵守的一切都截然相反。我闻到了嘻哈的独立精神：它闻起来像美国，而那恰好闻起来像一台旧戴尔电脑散发出的烟气。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美国孩子一样，在没有父母监管的情况下自由地在街上嬉戏。
对毕业舞会不屑一顾，但其实不是
我从未拿到过唱片合约，但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创作的自由。我离受欢迎还差得很远。我从未参加过任何高档的比弗利山高中家庭派对，从未在游泳馆前吸过大麻，也从未参加过毕业舞会。并不是说我不想做那些事；而是我从未被邀请过。我高中余下的时光都寄托在音乐上；那是唯一能让我不至于彻底成为失败者的东西。
我想和高中时的心上人一起去参加毕业舞会。我是说谁不想呢？但我根本没有约会对象，所以我干脆他妈的不去了，假装自己是个不在乎毕业舞会的酷酷的反社会青年。一部分的我感觉自己错过了人生，但另一部分的我则说服自己，谁在乎呢？你反正从来就没想过要融入。坦然接受做一个不在乎毕业舞会的叛逆 badass 的酷劲吧。我记得其他人去参加毕业舞会的那个晚上。我只是坐在家里和我爸一起看《疯狂电视》（MADtv）。我们都喜欢那个节目，而且一直更喜欢它而不是《周六夜现场》（SNL）。每当搞笑的李鲍比（Bobby Lee）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爸总是非常兴奋；任何能登上美国电视的亚洲人都是大人物。那时，只有李鲍比和姚明。那天晚上，我爸从未问我：“嘿，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毕业舞会？”他甚至不知道毕业舞会是什么。如果他知道，他可能会称之为愚蠢的美国狗屁玩意儿，尤其是如果他发现要为我的晚礼服租赁付多少钱的话。
唯一曾经逼我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是菲尔的妈妈，一位名叫法里巴（Fariba）的和蔼的波斯裔女士。在我高三那年，每次我去菲尔家，法里巴都会对我说：
“吉米，你必须去参加毕业舞会，这是一生一次的经历！”
“法里巴，没关系，我不想花那个钱。”我不想告诉她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约会对象。
“吉米 Joon（Joon 是波斯语中放在名字后面表示亲昵的词），我来付钱，你必须去，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即使是费用全包的毕业舞会，如果你没有约会对象，听起来也没那么吸引人。
“法里巴 Joon，”我开玩笑地回答道，“nemi khom”，这是波斯语“我不要”的意思。在高中剩下的时间里，我都用从波斯朋友那里学来的波斯语短语来应付法里巴，波斯语是比弗利山高中的官方第二语言。
也许我还在否认，但我从未后悔没有去参加毕业舞会。高中时我真正想做的一件事是加入橄榄球队。我想实现那个纯正的美国梦：在周五晚上的灯光下打入达阵球，并在端区（end zone）将球狠狠砸地庆祝。我速度挺快，也有一些实际的球技；我的梦想是像我的英雄丹特·霍尔（Dante Hall）一样打踢球回攻手（kick return）。他是一位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约168cm）的踢球回攻专家，效力于堪萨斯城酋长队（Kansas City Chiefs）。他像穿花蝴蝶一样躲避比他大两倍的防守队员，从未被碰到就完成了百码达阵。我也是五英尺六英寸，我觉得自己能像丹特一样。于是我去找我爸，请他签署让我打橄榄球的同意书。他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他直接当着我的面嘲笑我。
“你？橄榄球？得了吧。”
“但是，爸，我速度快而且——”
“我不会签一份会让你送命的文件。”
他或许是对的。我当时体重一百磅（约45公斤），就算湿透了也一样。我可能光是坐在替补席上就会得脑震荡。我的身体注定玩不了比认真打场乒乓球更激烈的运动了。
我最终以3.9的GPA（平均绩点）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处男身份高中毕业了。人们可能记得我是那个看太多BET的可笑的说唱小子，但我不再是那个奇怪的外国孩子了。我从未能在毕业舞会上与心上人慢舞，也从未在返校节打过橄榄球，但我拥有了一段真实的美国高中经历。我找到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因Jay-Z而结缘。对我来说，这比在返校节打入达阵球更具美国特色。
我音乐生涯的巅峰
多年以后，当我在上大学时，我达到了音乐生涯的巅峰。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我拿起电话，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问道：
“你是Doc West吗？”
“是的，是我。”我欣喜若狂，这电话是找嘻哈制作人Doc West的，而不是找吉米的。
“太好了。我在网上听了你的节奏，我很喜欢。”
这是在做梦吗？“谢谢您，先生。”
然后他自我介绍。“我叫拉伦·詹姆斯（Laronn James）。”
“不好意思？您是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我差点吓尿了。
“不，是拉伦（LaRONN）·詹姆斯。”
“哦，好的。抱歉，很高兴认识你，拉伦。”
“你，碰巧，是个信教的人吗？”
“嗯，不，不怎么信。”
“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之类的？”
“不，我不信教。怎么了？”
好吧，这大概是个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的家伙，夸我的节奏是为了引诱我入教。我早该知道这好得不像是真的。
“好的，那太好了，”拉伦继续说，“因为信教的人不同意我的工作。”
啊，毒贩，酷。只要他想买我的节奏，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卖可卡因给婴儿。我不做评判。
“我是做成人娱乐行业的。”拉伦扔下炸弹。“我制作色情片，也参演。”我不确定对此作何感想，有点佩服吧，我猜；我默默地点点头。“哦，那挺酷的”是我唯一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