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夫妇——他们为爱娃安排了旅行文件，并为她找到了寄宿家庭（“你们尽可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她，把她带大，也许还会带点美国口音回来，”斯蒂芬写信给她的父母）——在得知“贝拿勒斯城号”灾难的消息前，刚刚收到电报，告知爱娃已安全抵达。“在报纸上读到灾难消息的震惊，对我们来说和对你们一样巨大，我能理解你们的感受，”洛特写信给她的哥哥和嫂子。“那个念头困扰了我们好几天。幸运的是，你们的电报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好吧，至少她安全了……”
信中没有具体说明那个念头是什么——坠入地狱不必被完全想象出来。洛特接着描述了彼得罗波利斯充满异国情调的、宁静的景色。“好吧，至少她安全了。”这句话，既坦率又令人不快，在我读信时显得格外突出。那是在我两次住院之间；我常常在人们试图让别人感觉好些的努力中，看到一种轻视。
那句“好吧，至少”所表达的情绪，在战时和日常生活中都很熟悉。大约在“贝拿勒斯城号”沉没的同时，上海一位母亲因白喉失去了她年幼的儿子。“好吧，至少，”毫无疑问，人们会指出——如果他们费心去安慰她的话——她还有两个年长的孩子，而且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
窥见他人不幸的深度，让我们抓住希望，以为痛苦是可以衡量的。有更悲伤的悲伤，更绝望的绝望。当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痛苦时，我们无法避免面对自己的痛苦，于是我们逃向可衡量性的想法。“好吧，至少，”我们强调。我们安慰他人的能力，仅限于我们能用来安慰自己的方式。
茨威格夫妇的信是用英文写的。收信人——洛特的哥哥、嫂子和母亲——当时住在英国，德文信件会受到更严格的检查。阅读斯蒂芬的原文信件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我只读过他著作的译本。阅读洛特的话也很重要；毕竟，她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们从巴西寄出的信件，尤其是后期的，笼罩在忧郁之中。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洛特几次描述他们如何在上午十一点到中午之间坐在前门台阶上，徒劳地等待邮递员带来欧洲和美国的信件。“我们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你们了，”斯蒂芬写道。等待是奸诈的。它不像灾难那样干净利落地摧毁一个人，而是侵蚀希望的基础。“我们每天都在所有报纸上寻找好消息，”斯蒂芬在为爱娃安排旅行前后写道。第二年，在撰写一部他未能完成的蒙田传记时，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读蒙田，读所有那些善于教导人顺从的人，是件好事。”
在顺从中，斯蒂芬放弃了对可衡量性的信念——痛苦没有等级之分。在南美的信件中，他常常提醒自己，他的处境——远离战争，有地方写作——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我们如何比较斯蒂芬·茨威格的绝望——他在去世前几天参加了里约的狂欢节，并表达了他“在这样一个几乎全世界都在用爆炸杀人的时代，目睹如此奇幻的欢乐爆发的复杂感受”——和一个在中国十五岁女孩的绝望？她因看不到困在村庄里的生活的希望而喝下了除草剂。她生命最后的日子被媒体拍摄下来，从担架上的女孩到裹在塑料布里的尸体。
“实际上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的私生活现在无足轻重，而公共事件已经有足够的曝光度了，”斯蒂芬·茨威格在1941年12月31日写道。将个人的痛苦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拒绝让自己的生命被用来衡量他人生命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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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前几天，我接受了一个广播节目的采访。本意是谈论书籍，但有一段时间，我被要求回忆四月的抗议如何发展到六月的流血事件。“肯定有人事先可以做些研究的，”事后一位朋友说。“不，这跟研究无关，”我回答，“这是关于把一个历史事件置于一个个人故事中。”接下来的几天，我拒绝了几个采访请求。“我能说的一切都已说过，”我在最后一封邮件中写道。“希望你理解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事实是，我的不耐烦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在广播节目或电视上说的话，总是简化或歪曲。希望个体经验与更宏大的事物相联系的渴望，来自观众和演员双方，而表演的评价则基于其与时代的相关性。一个人要么必须服从那个剧本，要么选择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
在任何采访中，都不可能谈论那顶简爱帽。还有其他无法讲述的记忆。流血事件一周后我们返校时，一个住在广场附近的朋友用各种各样的故事逗我们发笑。其中最无伤大雅的一个是关于她叔叔的，他会趁她祖父母不注意时打开一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或任何软饮料，在当时都是稀罕物，那“砰”的一声会让老两口因紧张而跳起来，就像听到枪声一样。我们当时笑了，这是否残忍？那个夏天之后，她离开中国去了德国与父母团聚，后来给我们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巧克力和一盒磁带，她在上面录下了关于她新生活的故事。我们三个人听着她的独白：在机场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错误的洗手间里，盯着手推车上的苹果看得出神而踩到狗屎，一句德语也不会就去上学（她父母曾安排她在北京上夜校学德语，但她要么逃课，要么带了垃圾言情小说去看）。
轮到我们录一盒磁带寄给她时，我们却迟迟没有行动。北京还是那个城市，在那个十一月的傍晚，风大尘多；高中还是那个地方，有些同学问起她的消息，有些已经忘了她。前一个夏天，戒严令实施期间，我们四个常骑自行车去一个哨所，那里驻扎着一个暗恋她的士兵和他的部队。当他得到半小时假时，我们站在街角，看着我们的朋友向他控诉人民解放军的罪行。那个还不满二十岁、脸红扑扑的小战士，恳求她不要以身涉险。戒严令持续到第二年，但在她离开后，我们没有再去过那个哨所。找不到能让朋友发笑的故事，我们吃了巧克力，最终什么也没寄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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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熟悉一个人的记忆。她出生时，她的母亲——因白喉失去了一个儿子——已经疯了。女孩在十岁到十八岁之间照顾母亲，而她的父亲和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则在别处追求自己的事业。那些年里，有过一段青涩的恋情，对方是一个因肺结核而不得不从护士学校退学的学生。他在母亲和女儿住的院子对面租了一间房。那个场景——她坐在自家窗前，心不在焉地做着功课，而他则把胳膊搭在自己的窗台上和她说话——这个场景被向我描述过很多次。它是如此熟悉，仿佛出自茨威格的故事。人毫不费力就能理解它。女孩失去了母亲，母亲死在疯人院里；女孩也因那个年轻人的早逝而失去了他。但外部的不幸——疾病、瘟疫、战争、自然灾害——并非情节剧。情节剧是对原始瞬间的绝对忠诚。
一些批评家指出我的小说不够政治化。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朗读会上质问我，质疑我对成为一个政治作家不感兴趣。中国一位记者告诉我，大多数作家相信自己对我们这个时代负有历史责任。“你为什么不能达到那种期望？”他们问。而我的回答，如果我非要给一个的话，是这样的：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拒绝别人交给我的剧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拒绝被他人意志所定义，这是我唯一且仅有的政治宣言。
情节剧从来都不是政治性的。操纵我笔下人物的记忆，不是我的责任。除了人物自己，任何人都无权给他们的经历贴标签，或将意义强加于他们的记忆，这样做是僭越的。这样做的角色自有其目的，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我的好奇心在于观察记忆，无论是作为情节剧还是作为受控的叙事，如何在时间中存续。我们当中谁敢断言，我们的记忆没有被时间玷污？时间，最甜美的毒药，最苦涩的解药，不可信赖的盟友，可靠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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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想象，写作是我进行的一项调查，询问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里：你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是为了被他人知晓而活？为了被理解？你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是为了了解和理解他人而活？但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简化。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人，愿意被知晓、被理解；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人了解和理解另一个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