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由两位作家举办、他们母亲也出席的朗读会上，我看着她们以一种我所羡慕的自在共享着同一个空间。我本可以问她们很多事情，关于阅读她们孩子的作品以及被写进书里的感受。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给你的孩子们做什么样的饭菜？
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未给我做过一顿饭。这是一个用任何声音都无法讲好的故事。
找一个像阿拉伯马一样热烈的年轻人，让他结婚，他就完了。首先女人是骄傲的，然后她是软弱的，然后她晕倒了，然后他晕倒了，然后全家都晕倒了。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我在等孩子放学时读着克尔凯郭尔。我真希望自己能把某个 idling vehicle（空转车辆）里的母亲招手叫过来，给她看这段话。然而，阅读是一种私密的自由：超脱时间，超脱地点。
当你读到墓志铭上的名字时，你很容易会想知道他在世上的生活是怎样的；人会想爬进坟墓去与他交谈。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写作如同阅读一样，能给人自由，这是一种幻觉。迟早会有人带着他们的期望而来：有些人要求忠诚；另一些人，则要求作为角色而不朽。只有墓志铭上的名字保持沉默。
这些故事像秋天一样沉闷乏味，调子单调，其艺术元素与医学元素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冒昧地向您提出一个谦卑的请求，恳请您允许我将这本小书献给您。
——安东·契诃夫致彼得·柴可夫斯基
1889年10月，契诃夫，还不到三十岁，写作生涯刚起步不久，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谈到一本即将出版的集子。书名是《忧郁的人》。
在什么情况下，作家和读者可以成为同时代人？契诃夫的邀请是一种消除时间鸿沟的姿态。跨越界限，让另一个人的名字与自己的文字永存——这几乎是一个不恰当的请求，然而非凡之事证明了不恰当的合理性。没有友谊可以是死后的。
阅读威廉·特雷弗
回想起来，没什么道理可言——也许所有的故事，都该这样开头，而不是“从前”。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我请一位爱尔兰朋友寄了一本给威廉·特雷弗，并附上一张感谢便条。我认为这张便条是必要的——没有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就不会被写出来。我也想表现得有礼貌，所以便条写得简短而客气。几个月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写得很是亲切。我把信裱起来，挂在书房里。这不像我的风格——赋予一件物品意义，就预设了一种依恋。那是为了激励，我告诉自己，来自一个我渴望成为的人的激励。
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我会继续阅读特雷弗，就像我读屠格涅夫或哈代一样：保持距离，这是毫无顾忌地建立连接的前提。但屠格涅夫和哈代不可能写信给我，并提出某天或许可以见面的可能性。
次年十一月，我去伦敦参加一个活动，便写信给特雷弗，询问是否可能去拜访他。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特雷弗是最注重隐私的作家之一，这一点我本不难推断出来。换作是我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请求，也会感到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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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免孤立的努力有时让我焦躁不安。从世界上消失的想法是一个紧急出口，离开医院时我同意放弃它。想到过去人们可以轻易消失：跨越边境，更改姓名，销毁证据，切断联系。似乎没人介意郝薇香小姐或罗切斯特夫人的缺席。琼·斯塔福德小说里的一个父亲，走出鞋匠铺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红楼梦》或《源氏物语》中的少女们，心碎或被弃，受辱或幻灭后，便出家为尼，她们的故事在生命远未结束时就已终结。一位舅舅，我母亲的大哥，在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军队前夕消失了，家里一个半是丫鬟半是女儿、被当作他未来新娘养大的孤女，只好嫁给另一个男人。南浔的姨婆，我们这样称呼她；没有其他亲戚是以居住地来称呼的。一本相册里有她每年寄给我外公的家庭照片，她所有的孩子都继承了她非凡的美貌，每次我翻动书页，他们就在我眼前毫不费力地长大。南浔的姨婆之所以常被提起，是因为那个不可提及的人，一个舅舅，在乐观的日子里被认为活在台湾，当乐观无法维持时则被认为已在战斗中牺牲。（我是一次偷听母亲和姨妈谈话时，才知道他的存在以及对他命运的推测。我傻乎乎地告诉了学校的一个朋友，她随后写了张字条告诉老师我这个在台湾的舅舅。字条被转交给了我母亲。老师是她的同事，足够体贴地截下了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秘密，尽管我对老师找不到感激，对朋友也无法原谅。正是因为她们的多管闲事，我挨了一顿打。）
四十年后，这位舅舅像他消失时一样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在一封长信里，信经过许多人的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送到他父亲手中。我的外公，只剩几个月生命，希望能与失散的儿子团聚，但台湾海峡两岸的旅行禁令还要再过两年才会解除。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永远连接的世界里，只被分配了对隐私和独处的奢望。有一次，我的绿卡申请被拒，并且被新闻报道了，一个自称 S 医生的男人不停地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单位提出要与我结婚，说这样能帮我拿到绿卡。有一次，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刚走进修剪整齐的花园，一个女人就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母亲有你的成就，她是不会自杀的。在东萨塞克斯郡的一个文学节上，我看到一个男人在活动结束后走近特雷弗，问他是否可以顺道去喝杯茶，并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特雷弗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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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给我出版商和酒店的便条中，特雷弗让我一到伦敦就给他打电话。他提议见个面，不在他居住的德文郡，而在巴斯，一个双方乘火车都更方便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他的体贴，但我也想到，巴斯对他来说，与陌生人见面会更安全。我也可能是一个特雷弗故事里的角色，安静、不起眼，却拥有莫名其妙的恶意。一个不信任他人、能够用冷酷的想象力剖析自己的人，究竟值得信任吗？
结果证明，我去不了巴斯。那天安排了宣传活动。我既失望又松了口气。外部的干预使人免于矛盾心理。我想见特雷弗的愿望，与害怕它真的发生的恐惧一样强烈——我无法摆脱那个开始困扰我的疑问：你是谁？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是无害的？
我回了电话，希望特雷弗也松了口气。我们聊了一分钟天气——伦敦在下雨，德文郡也在下雨。他告诉我以后还会有机会。明年他和妻子计划来美国。“坐船来，”他说，“我向你保证，那是更愉快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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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我和丈夫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白山，我丈夫的家乡，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哥哥那天早上过世了。
多年前，我曾在没见过白山的情况下，写了一部以它为背景的小说。白山，曾叫浑江，因流经城镇的河流而得名。上世纪90年代，市政府认为这个名字有碍其繁荣，便给城市改了名。我以小说家的投机取巧，认领了那个被遗弃的浑江。丈夫曾画过一张大约70年代的城市地图，我便跟随人们的脚步在其中穿行。
当我们进入市区时，我注意到了我笔下两个人物初次相遇的桥，一条信任主人的狗被毒死的山脚，一个杀人犯清洁工工作的发电厂冷却塔，还有那条河本身，恰如其名地浑浊，连日降雨后水流湍急。我曾想过，是否会注意到一些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我在写小说时未曾想象到的东西。结果没有，这令人失望。我不在乎我的想象力有限；我在乎的是，当世界并不比人所能想象的更大时。
直到接到舅舅去世的电话前，我一直情绪低落。“拜托，”我命令我的眼睛，“找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但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只是印证。出租车司机讲着二十年前我就听过的政治笑话。拥挤的人群让我不耐烦，我用一种轻易就回来的攻击性，以及随口而出的粗鲁俚语，去肘击插队者。我的孩子们，像西方游客一样，不断被公共告示和标牌上蹩脚的英文翻译逗乐，但对我来说，那些都是陈词滥调。只有一次，我停下来欣赏了一条信息。在北京国际机场，一个布告板上的女人鼓励观众享受生活。“看看这展现在你面前的美好生活吧，”她用中文规劝道，但在英文翻译里却显得怀疑（或颠覆）：This wonderful life lies as you see it. （这美好的生活如你所见是个谎言/就躺在你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