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纳博科夫的悲哀时，我感到一丝愧疚。像所有的亲密关系一样，一个人与母语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要求的可能超过一个人愿意给予的，或能够给予的。如果我允许自己诚实，我会借用纳博科夫的话，做出一个更强烈、也更奇怪的声明：我的个人救赎，不能也不该成为任何人的事，那就是我抛弃了我的母语。
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适，梦境常常回到北京，站在一栋楼顶——那种灰色的、苏式风格的公寓楼——或者迷失在一辆穿行于陌生街区的公交车上。从这些梦中醒来，我会在日记里列出梦中未出现的记忆：阳台下的燕子窝，屋顶上的铁丝网，老人们坐着闲聊的花园，街角的邮筒，圆圆的，绿色的，蒙着灰尘，半透明的方形塑料窗后面贴着手写的收信时间。
然而，我从未梦到过爱荷华市，我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当被问及对那里的最初印象时，我无法从记忆中挖掘出任何东西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回答。最近一次去那里旅行，我探访了以前每天走过的街区。那些一层楼的房子，漆成宜人的柔和色调，前面有白色尖桩篱笆围起来的花园，都没有改变。我意识到，我从未用中文向别人或向自己描述过它们，而当英语成为我的语言时，它们已经变成了日常的平淡无奇。在我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期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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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所房子，一条安静街道上的生活，一种语言，一个梦想——就是允许自己也被拥有。当现在滑入过去的瞬间，拥有就开始被抛弃所取代。何必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呢？
人们常常问我决定用英语写作的事。“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对我来说感觉很自然，”我回答道，尽管这说明不了什么，就像一个人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某人的头发在这天而不是另一天变白，或者为什么有些鸟在气温下降时会飞向南方。但这些都是空洞的类比，被用作借口，因为我不想触及问题的核心。是的，有些不自然的东西，是我一直拒绝接受的。并非我用第二语言写作——总有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作为参照，还有许多我的同代人也是如此；也不是我冲动地放弃了可靠的职业去写作。而是那种抛弃的绝对性——如此决绝，以至于近乎一种自杀。
纳博科夫损失的悲剧在于，他的不幸很容易被公共历史所解释——他的故事成了别人的财产。我决定用英语写作，也被解释为是对我国家历史的一种逃离。但与纳博科夫不同，他曾是一位俄语作家，而我从未用中文写过。尽管如此，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被接受几乎无法控制，而且一旦通过公共棱镜来看待，一个私人的决定也无法避免地会变成一种隐喻。有一次，一位东欧裔诗人和我——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多年，都用英语写作——被要求在一个晚会上用我们的母语朗读作品。“但我不写中文，”我解释道，组织者为她的误解道了歉。我提出可以朗读李白或杜甫或任何我从小背诵的古代诗人的诗，但最终安排我朗读的是一位政治犯的诗歌。
隐喻渴望超越的欲望会削弱任何人的故事；它意图阐明的野心会蒙蔽那些创造隐喻的人。在我对隐喻的不信任中，我感觉与乔治·艾略特有种亲近感：“我们所有人，无论严肃还是轻松，思想都会陷入隐喻的纠缠，并因此而做出致命的行动。”我知道，这就是我丈夫多年前质疑的东西。但我放弃我的第一语言是私人的，是如此深刻的私人，以至于我抗拒任何诠释——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还是民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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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移民批评我的英语不够地道。一位同胞发邮件指出，我的语言既不华丽也不抒情，不像一个真正作家的语言应有的样子；“你只用简单的英语写简单的事情，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愤怒地写道。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告诉我，我应该停止写作，因为英语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门外语。他们对语言所有权的担忧，并没有像让纳博科夫那样让我不耐烦，反而让我暗自发笑。英语对我来说，就像任何其他语言一样，是随机的选择。一个人走向什么，远不如他从什么转身离开来得更明确。
离开中国之前，我销毁了多年来保存的日记和大部分写给我的信件（那些我不忍心销毁的，我封存起来，再也没有打开过）；至于我写给别人的信，如果我能拿到，我也会销毁。但是，一个人与母语的关系类似于与过去的关系。没有一个时刻你可以指着说：这是我过去的开始，或者这是我与母语关系的开始，在那一刻之前我是自由的。之前发生的一切——别人的过去，别人与那种语言的关系——会违背你的意愿提出权利主张。故事很少在我们希望它开始的地方开始，或者在我们希望它结束的地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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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跨越边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人完成手稿，切断与人物的联系。一个人选择一种语言。这些都是虚假和强加的框架，提供虚幻的自由，就像时间在我们痛苦地任其单调流逝时，提供虚幻的宽容一样。“消磨时间”(kill time)——这个至今仍让我感到寒意的英语短语：时间可以被消磨，但只能通过琐碎之事和无目的的活动。没有人会把自杀看作是消磨时间的勇敢尝试。
在医院里，一个周五晚上，一群护理专业的学生来玩宾戈游戏。一个年轻女子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玩。“宾戈，”我说，“我这辈子从没玩过。”她想了一会儿说，她只在医院里玩过宾戈。那是她第八次住院；她曾在医院里上过一段时间学，有一次她指着一小片用栅栏围起来的绿地说，她和其他孩子曾被放出来在那里活动。她父亲常常下午来看她，我会看着他们坐在一起玩游戏，不试图交谈。到了那时，所有的话语想必都已不够用了；语言对于帮助一个头脑捱过时间，几乎无能为力。
然而语言却能够使一个头脑沉沦。一个人的思想被语言奴役般地束缚着。我曾经认为深渊是绝望的瞬间变得无休无止，但任何瞬间，即使是最可怕的，也注定会结束。深渊般可怕的是，一个人飘忽不定的语言像流沙一样将人吞噬。然而他人所说的话——作为陈词滥调的真理，作为唯一真理的陈词滥调——却像那退却的坚实地面一样不容置疑，越来越遥不可及。深渊在于时间被语言所废除。我们可以消磨时间，但语言会杀死我们。
“病人陈述她感觉自己是亲人的负担”——很久以后，当我读到急诊室的记录时，对那次谈话已没有任何记忆。“亲人的负担”(a burden to loved ones)：这种语言一定是提供给我的。我在思考或写作中绝不会使用这个短语。但我的抗拒与避免陈词滥调关系不大。说“负担”是赋予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分量；称他们为“亲人”(loved ones) 则是伪装自己爱的能力。一个人并不总想让自己经受陈词滥调强加的自我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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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曾在日记中写到隔壁一个男人连续几周用短号吹奏《斯瓦尼河》(Swanee River)。“我伴着《斯瓦尼河》醒来，每顿饭都伴着它吃下，最终枕着‘全世界都悲伤而疲惫’(all de world am sad and weary) 的摇篮曲入睡。”我大约在同一时间阅读了曼斯菲尔德的笔记和玛丽安·摩尔的书信。摩尔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布林莫尔学院的一次募捐活动，少女们穿着泳衣，拖着绿色的泳尾躺在木筏上：“那真是太逼真了……在那斯瓦尼河下游。”(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我标记了这些条目，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已遗忘的瞬间。我九岁，姐姐十三岁。一个周六下午，我在我们的公寓里，她在阳台上。那年姐姐参加了中学合唱团，在秋日的阳光下，她用开始脱离少女期的声音唱着歌。“在那斯瓦尼河下游，路途遥远，家乡可爱。如今我到处流浪，心里更想念家乡。”(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Far, far away. That’s where my heart is turning ever; That’s where the old folks st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