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的时候，曾下决心要背诵那些姓李的大诗人的诗。有对李白的浪漫狂热；有从帝王沦为阶下囚的李煜的忧郁低吟；有李清照，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非妓女身份的女词人之一；有李冶，一位以与数位诗人有风流韵事而闻名的道姑。然后还有两位我完全不懂的唐代诗人：李商隐和李贺，都以其用典晦涩著称。我现在意识到，吸引我去读他们作品的，正是他们的不可读性。李商隐在形式上极其考究，格律韵脚无可挑剔，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华丽的意象和密集的隐喻串联成难以破解的珠玑；李贺在形式上较少受约束，但他的诗同样晦涩难懂。能够引述——常常只是对自己——那些连身边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懂的两位诗人的诗句，这是一种孩子气的复仇般的快乐。
作为一个经验更丰富、胆量也小了一些的读者，我在阅读摩尔时会想，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声称与之有联系。摩尔的书信和她的诗歌一样令人费解。读她就像在黑暗中艰难跋涉于冰封的雪原。尽管她的话语似乎是出于交流的愿望而写下的，但它们合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晦涩。一个人，在真诚地试图传达重要的事情时，怎么会让自己变得如此不可知？摩尔的传记作者——直到读完书信后我才读她的书——也提到了类似的挫败感。
一个作家的书信常常展现出一种透明性，一种自然流畅，即使是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也无法比拟。在一封写给福楼拜的信中，那个极少离开家园的福楼拜，屠格涅夫写道：
老年，我亲爱的朋友，是一片巨大的、沉闷的乌云，笼罩着未来、现在，甚至还有过去，它让过去更加忧郁，像给旧瓷器蒙上一层细密的裂纹一样覆盖着我们的记忆。（恐怕我表达得不好，但没关系。）我们必须抵御这片乌云！我觉得你做得还不够。事实上，我觉得一次俄罗斯之行，我们俩一起去，会对你有好处。
在发出这个劝告之后，屠格涅夫写到了他最近在俄罗斯进行的一次为期四天的旅行。信中所描绘的乡村风光与《罗亭》或《父与子》中描述的并无太大不同，观察者的感受也曾被他的角色们感受到。（“从中出来，仿佛浸泡在某种恢复活力的浴池里。然后人又继续过日常的生活。”）尽管如此，通过屠格涅夫的眼睛而非他角色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读他为福楼拜的心眼重塑这番景象，带来一种奇特的满足感，不仅仅是偷听的快感。这里多了一重观看的框架，即为匿名他人所写的文字与为个人联系所写的文字之间的差异。
在他的书信中，屠格涅夫放弃了对他笔下人物那种超然的审视，倾向于夸张和戏剧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短篇小说中那种冷静、有时甚至残酷的掌控力，与她书信中那种奔放不羁形成了鲜明对比。海明威，在其小说中对每个词及其分量都精确把握，但在他的通信中却可能显得喋喋不休。（有一次，被他在一件小小的金钱事务上的反复唠叨逗乐又惹恼，我在页边空白处写道：拿出点海明威的样子来！）作家们发表的作品与私人文字之间的反差让人对他们产生某种感觉，但摩尔的诗歌和书信同样晦涩，对任何人的好奇心都关上了一扇门。也许我读她远非反叛或强行闯入。这仅仅是为了坚持被击败。没有人比摩尔更擅长击败别人。
在一封写给她朋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信中，我反复读过，摩尔写道：
事实是，我必须承认，我们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所痛斥的那些缺点。我在艺术上和生活中都倾向于过度，所以我抗拒任何暗示最小阻力路线是正常的……
威廉，请宽容些，拿出点仁慈来。但就友谊而言，则无需仁慈，因为友谊是我的恐惧症(phobia)。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忠诚让人变得抗拒吗？
这封信恰恰说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听到摩尔说她倾向于过度，这不亚于读到年轻的屠格涅夫哀叹自己未老先衰。这种绝对性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矫揉造作，但有些人只有走向极端才能生存。
一个作家可以否认自己是自传性的。但暴露了什么和隐藏了什么，同样都能揭示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精于克制的摩尔是一位高度自传性的诗人。我不知道她会对这样的评价作何反应。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我会退缩；我会把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拿出来审视，以证明我没有让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从裂缝中溜走。有一次——竟然是在北京——一个女人在一个活动上问我是否是自传性作家。“不，”我说，“绝对不是。”“但你父亲是核物理学家，”她说，“而在你的集子里，至少有两位父亲在核工业工作。”一个巧合，我试图解释，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联系，尽管我现在明白，我试图将写作与生活割裂开来的努力，与摩尔的过度并无不同。一个人书写的是那些萦绕心头的东西。这样看来，没有人能免于自传性。
“如果我不擅长违约(defaulting)，我早就死了。”违约什么，摩尔从未说过。即使她没有克制谈论自己，也总是抽象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秘密的存在，一个人就能免于拥有两种生活的命运：
一种是公开的，被所有愿意了解的人看到和知晓，充满相对的真实和相对的虚假，与他朋友和熟人的生活别无二致；另一种生活则在秘密中进行。而通过某种奇怪的、或许是偶然的环境巧合，所有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有趣的、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他真诚且不自欺的东西，所有构成他生命核心的东西，都对他人隐藏着。（契诃夫）
玛丽安·摩尔让我想起我本可能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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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学时期，摩尔直到母亲去世都未曾与她分开居住。当她们初搬到纽约市时，一位邻居送给她们一只小猫，她们给它取名“布法罗”。“布法罗正在长大，越来越可爱了，”摩尔对这只小猫感情深厚，写信给她的哥哥。第二天，当她在图书馆上班时，她的母亲杀死了布法罗。“鼹鼠（摩尔母亲的昵称）弄来了氯仿和一个小盒子，准备好了一切，在我周一在图书馆的时候动了手……而且做得再精确不过了……但这像一把刀插在我心上，他是那么惹人怜爱，那么小心翼翼地用小爪子抓挠，那么留意我们对他的要求。”尽管如此，摩尔还是忍不住为母亲辩护。“让他长大对他来说是残忍的，而且如果我们留着他再把他交给陌生人，对他来说可能……就像谋杀。”
母女俩一起让哈德逊河带走了尸体，之后几年她们都避开那个码头。摩尔母亲运作的那套险恶逻辑我很熟悉。我姐姐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送给我一对仓鼠作为礼物。我很喜欢它们，但不久之后它们就消失了。“我把它们送人了，”我母亲说，“看看你对它们多痴迷。你对父母都拿不出这样的心思。”
摩尔和她哥哥把他们的母亲当作孩子对待。很久以前，在我能用语言表达这个想法之前，我就知道，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是我母亲。比起她的愤怒，我更怕她的眼泪。
我的母亲是我必须抛在身后的一个孩子，这样才能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钦佩玛丽安·摩尔的哥哥。但有时行动是由仅仅是愿望的希望所驱动的；行动并不能赦免一个人的罪过，行动本身就是罪过。
我记得那些深冬的傍晚，在我做完图书管理员助理后，走向公交车站的情景。校园和车站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大道，除了两端各有一盏灯外，没有照明。校园空无一人。那时的圆明园，即使在白天也是个荒凉的地方。大道两旁的白杨树在昏暗的天空中映衬出黑色的剪影，乌鸦在树顶盘旋，发出刺耳的嘈杂声。白杨树外是两条狭窄的池塘。夏天曾开出粉色和白色花朵的荷花，此刻已枯萎地躺在水面上；从那时起，我一直有种错误的印象，觉得没有什么比冬天的荷花看起来更死寂了。
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脑海里默念屠格涅夫的话语，在那个凄凉的时刻，我确信一件事。我五岁时，父亲告诉我，一个人只有在另一个人在身边时才有危险。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害怕的是回到家。母亲太常对我姐姐尖叫；母亲太常因为父亲维护姐姐而受伤哭泣。被指派去平息她的情绪，安抚她的愤怒，让她恢复到孩子般快乐的样子，好让我们都能再次呼吸——这虽然可怕，却还不是最糟的。这个，我要告诉你，才是最糟的——当我读到摩尔的母亲不仅审视摩尔写的每一件东西，还日复一日地审视她的身体变化时，我感到不寒而栗——母亲太常以那种全知全能的怀疑口吻质问，公交车上是否有男人不适当地碰过我。她怎么就不明白，我已经因为早已衰老而被变得隐形了，对于那些潜伏在黑暗中的男人来说，我已经太老了？